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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者何止陳戌源破壞秩序者必遭反噬和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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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熱搜[美股期指摔；外資,石崇良講這種幹話]， 來源： 金靴文化 文 / 歐洲金靴
簡單寫寫吧，一些回憶和個人理念的堅持。
寫到哪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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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上旬，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率班子視察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情況。
彼時，距離這位新書記履新滬上不過四個月，足見航運中心重要性。
作為萬眾矚目的長三角重要海運物流“新碼頭”，上海國際航運服務中心當時的規劃是擁有780米黃浦江岸線，總建筑面積達到55萬平米。
而在其眾多投資方和建設方當中，最主要的企業是上海國際港務集團，上海市國資委直屬國企，簡稱上港集團，擁有航運中心一半的股權權益。
根據藍圖構想，航運中心建成后，將與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連成一片，形成向西與外灘金融街區相接，向南與浦東小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隔江呼應的‘金三角’格局，徹底打通上海、長三角作為全球頂級航運中心聯通東北亞全海域海上作業的物流業態。
在視察的過程中，市委書記不斷詢問工期、投資回報、工人待遇，陪同的一位上港集團高管則全程詳解，對答如流。
此時，距離這位同志正式成為上港集團黨委書記還有四年，而距離他第一次走上灘頭、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中光榮的上海碼頭工人，已經過去三十余年。
我是1973年從中學畢業，聽著樣板戲《海港》到上海港工作的。那時，做一名海港工人是很偉大很光榮的事，而我能加入工人階級的行列，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感到無比自豪。
他就是陳戌源。
當時陳戌源所在的是上海港最繁忙的15號碼頭，根據上港許多老人對他的回憶，“年輕人，勤快、開朗、干勁足”。
年輕時的陳戌源熱愛文學，性格不算開朗，但口才和文筆極佳。
據工友回憶，他經常在工歇之余讀報寫詩，還曾以“荒原”為筆名在集團內部報刊《上海海港報》上發表過以青春、奮斗為主題的詩歌、散文，在集團內部文名頗佳。
于一線工作沒幾年，陳戌源拿起了筆桿子成了集團辦公室專職秘書，后又憑借優異的做工經歷和出色的文字能力，步入中年時被逐級調至上海港務局團委工作，逐步進入管理層。
這對于一個家室普通、并無背景的工人而言難能可貴。
1997年，陳戌源從上海海運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畢業，獲得了高級經濟師職稱，這為他進一步謀劃上海港的擴大建設奠定基礎。
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集團在那個歷史洪流激蕩的關口一方面解決了冗員問題，又引進大量外資。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企改革的浪潮中，陳戌源面對旗下各船舶公司冗員、“一坑多人”、裙帶編織等問題，承接上級指示、一口氣裁撤了18000多名員工，但是在“完成指標”之后，又超標給予了這些工人家庭補助和福利，其中許多工人退休之后依然享受著上港集團的待遇。
那時，上海港一共有56000名員工，黃浦江沿線兩橋之間港區的員工有18000人，因為結構調整，這些員工面臨下崗。18000名員工的背后就是18000個家庭，每個家庭按3口人算，這次結構調整涉及50000多人。當時我在集團任主要領導，負責這塊工作，對我來說，這是沉甸甸的責任。
記得那一年，十六鋪碼頭300多個員工來到集團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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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這些人面臨轉崗失業，今后的生活怎么辦？”第二個問題：“我們這些人都很年輕，相當一部分人只有40歲左右，我們要再就業，為什么不能提供新崗位？”
說實話，這樣的問題，不用他們張口，我都是能想到的。后來，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較圓滿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上海港從此由黃浦江逐漸走向了長江、走向了海港。
如果說我作為國企干部，在一生中有什么虧欠的話，我至今仍覺對這18000多名員工深深虧欠。
最令我感慨的一點，就是這些員工大部分都是“老三屆”，一輩子的青春獻給了碼頭。這批人歷經苦難，他們為整個上海港的結構調整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到今天，這18000名員工基本退休了，我們實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所有下崗員工全部享受退休員工的退休工資、每年安排體檢、每年發年終獎……我就是想盡量撫平他們受傷的心。
也是在那一階段，陳戌源做出了兩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反對外企降低工人薪水，鼓勵上港員工集體持股。
所謂的“外企”，其實主要是以李嘉誠為代表的港商。
當時李嘉誠看中了陳戌源治下拔地而起的洋山港，但卻又不愿意給上港工人對標歐美大型港口工人的高工資，這讓陳戌源無法接受。
雙方的談判僵持不下，陳戌源沒有因為當時迫切需要投資和技術就選擇放棄員工的利益。最終，在考慮到公司的長遠利益的情況下，李嘉誠方面妥協，同意了陳戌源的要求，雙方也簽訂了合作條約。
洋山港可以說是陳戌源的“心頭肉”，也是事實上他作為上港領導最重要的政績。
依照我國當時的技術以及發展水平，修建深水港其實非常困難，且需要很大人力物力，而陳戌源在與集團專家和工人們反復商議決策后，毅然領著幾千個工人風餐露宿、修橋鋪路。
憑借著堅持不懈，在國內乃至亞洲范圍內沒有任何前例可參照的情況下，陳戌源和他的工人們靠著純粹人工的動力僅用三年的時間就建成了洋山深水港。
2005年，洋山港一期工程宣布完成，令上海港名聲大噪、毫無爭議地成為了世界第一大港口。自2010年開始，至2022年上海疫情之前，上海港的吞吐量穩居世界第一，期間從未旁落。
2011年，備受工人擁戴、被稱為“洋山鐵人”的陳戌源成為了上海港集團的黨委書記、董事長，這也是他仕途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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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根據國家國企改革的相關要求，上港集團內部開始醞釀管理層持股，并做了一份管理層持股的方案。
但是在會上討論方案時，陳戌源提出：
管理層持股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還要發動員工，讓員工也全員持股。
這種與西方MBO背道而馳的改革意見在集團內部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其阻力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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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亞于他決定投資足球時。
當時，所有的員工都是動用自己的儲蓄，把“真金白銀”拿出來。他們在二級市場購入公司股票，鎖定期為三年，三年以后也許漲，也許跌。如果跌的話，那我們可能成為員工利益的罪人，這個風險很大。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堅持，上港的發展是每一個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不能只有管理層持股，必須要有員工持股。
上港集團有72%的員工參與了員工持股，他們既是員工，也是股東。大家出錢買了公司的股票，每年享受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員工持股計劃推行以后，整個集團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過去員工不關心股票價格，現在每天都看，因為每一天的股票變動都與他的切身利益有關；第二，現在每次職工代表大會，凡涉及集團重大事項，員工都積極發表意見，建言獻策；第三，進一步激發了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也正是因為“人人持股”的企業文化，自2012年開始投資足球、并在2013年前后正式收購徐根寶的東亞足球俱樂部之后，上港俱樂部一直保有“員工觀賽助威”的傳統。
盡管這在足球領域、特別是“看臺純粹性”的層面始終存在巨大爭議，我個人也并不贊同這種做法，但希望每一筆投資惠及員工的思路，確實貫穿了陳戌源執政上港集團的政治生涯。
2013年12月，陳戌源獲贈俱樂部“頭號球迷獎”
足球雖然是一個體育事業，但是和整個企業的經營發展也有密切的關系。你們想一想，上港投入足球，既增加了社會知名度、美譽度，還能進一步提升整個集團的市場競爭力，提升股東價值，這本身就是發展。
直到昨天中紀委官方發布公告，許多上港的老員工都十分震驚，表示“不敢相信老陳會倒下…”
三年半前，2019年8月末，已63歲、臨近退休年齡的陳戌源卸任上港集團一切領導職務，只身從上海來到北京，成為了中國足球協會歷史上第一位體育系統之外的‘專職主席’。
坊間傳聞，在改革風浪中走馬上任的老陳頭，是帶有“尚方寶劍”的……
而后續三年多來的多項施政措施——去金元化、去歸化化、去高薪化、中性名化——也表明陳戌源確實在對中國職業足球“動刀子”時握有一定實權。
只不過就今天的現實來看，這柄所謂的“尚方寶劍”實際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把雙刃劍，決定其刀刃向內還是向外的，或許不過是取決于陳戌源執政足協的成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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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看到，陳戌源在足協的三年執政完滿地契合了中國的三年抗疫歷程，這使他治下的各級別職業聯賽、青訓賽事與重中之重的國家隊沖擊卡塔爾世界杯任務，始終在動態清零的大方針下“戴著鐐銬跳舞”。
兩年多前，2020賽季即史無前例的“疫情賽季”結束后，陳戌源曾如釋重負：
中國足協應該盡全力去把聯賽辦好，讓這次聯賽能讓老百姓看到中國足球的進步和希望……這次考試必須合格。考試不合格，那證明中國足協無能。
早在2020年春天時，接受央視白巖松采訪的陳戌源第一次直接告訴了外界：今年的2020賽季，要搞賽會制。
所有人都知道賽會制對贊助商權益、球隊球員生理心理考驗（折磨）、球迷觀賽限制和管理成本（時間、經濟、人力）這些因素的損飭消耗有多大，但是對于管理者而言，當年度的一切工作考量都要讓位于一個硬性指標：常態化防疫管控。
在那種情況下，中國足協協同蘇州、大連兩個賽區工作組，通過包下整座酒店和劃定活動藍區的方式，將中超鎖死成了一個孤島。
事實證明，對比彼時歐洲反復無常、原始毒株肆虐、直到2020賽季中國聯賽結束都還在不斷發酵的足壇新冠事故（蘇亞雷斯、伊布、C羅、薩拉赫這樣的巨星均無法幸免），中國聯賽在順應體制的大環境下，成為了那時世界足壇的“防疫標桿”，全程沒有一位球員發生感染。
某種程度上，陳戌源在政策束縛下仍完整舉辦的中國職業聯賽并非“孤島”，而是沙漠中的綠洲。
逾兩億人民幣的總成本，兩大賽區共33784人次的核酸檢測，最終決賽（廣州恒大vs江蘇蘇寧）達到將近1萬人的入場觀眾規模……
從防控疫情的管理和基本保證賽制公平的前提下，疫情之中，新一屆足協班子配合著超過千人的賽區工作人員合力打造了一季特殊的中超聯賽，并以此為龍頭帶動了中甲和中乙的順利“復工”。
聯賽開始之前，中國足協提出了一個目標，就是一個確保、兩個力求（力求整個賽事健康、有序，力求聯賽公平、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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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聯賽中不發生一起疫情感染事件），現在來看也總體達到了目標。
要我對聯賽做一個概括性總結的話，有兩句話，一是體現了在我國的防疫形勢下，體育產業復工復產，足球作為標志性項目復工復產，順利推進，對展現我們國家的大國形象，展現中國人民抗疫的信心，起到了一個很好的展示作用；二是中國足球人沒有辜負老百姓對中國足球的期待，大家從俱樂部也好、運動員也好，教練員也好，包括社會各界，大家都為復賽傾注了很多精力，保證了整個聯賽的順當進行。
至于此后疫情進入奧密克戎時期但聯賽依舊無法開放的困境，這顯然不是陳戌源能夠參與決定的層級，包括足球在內的各領域只能服從政策。
我一直說，足壇內最希望動態清零結束粗暴一刀切的人，不是球迷也不是俱樂部，而恰恰是足協與陳戌源本人。
觀眾遲遲不能入場為俱樂部貢獻票房，賽程被不斷壓縮導致中超與亞冠撞車（亞冠參賽俱樂部只能派梯隊出境、又導致慘案連連、中超亞冠名額縮減），這些難道可以說是順陳戌源之愿嗎？
同時，除了疫情困局，金元時期遺留的俱樂部財務爆炸風險也在威脅著聯賽秩序。
特別是陳戌源2019年8月上任之時，適逢建國70周年大慶，在明里暗里“不允許有俱樂部中途解散”的維穩高壓下，2019賽季開始對于過去多年金元浪花中吹起的欠薪高債泡沫，陳戌源也是手捧燙手山芋的姿態。
2019賽季中期時，面對媒體不斷爆出的中甲/中乙各俱樂部欠薪欠稅的新聞，中國足協始終沒有公示上半年的中超中甲中乙俱樂部的工資流水，個中緣由不言自明。
考慮到社會維穩需要，以及2019賽季下半程的運行秩序、社會影響、中甲/中乙聯賽形象、職業足球招商引資吸引力等因素，2019賽季中期竟無一球隊遭遇解散……
但實際上，該爆的雷，處在夾縫中的陳戌源一個也捂不住。
我當時也深入調查做了太多報道，這里不多贅述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老陳頭可稱足協史上最悲催的主席——至少，是執政環境最差的主席。
一方面是足球之外的抗疫掣肘，另一方面也有國家大政“船頭轉向”的劇烈波動——2020年秋天“三道紅線”劃下，被稱為“房地產聯賽”的中國三級職業聯賽立刻在本就受到疫情沖擊的情況下進一步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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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中國足球的改革與中國全局的演變是同步一致的，這也是陳戌源在2019年那個時間點上任的合理性之一。
社會層面國家的“遏制資本無序擴張”與足球行業足協的“撲滅金元泡沫虛火”，形成了高度統一，即陳戌源所謂的“尚方寶劍”。
由此，“公益聯賽”概念的提出，禁止異地搬遷規定的出臺，中性名政策的頒布，限薪令的進一步強化，對無血緣歸化球員的驅逐，對舊時代一家獨大的買辦企業及其資本附庸的清算……這些都應證了時代層面的必要性。
熟悉我的同志也應該了解，這三年來我已經解讀、稱贊、普及過太多次這些刮骨療毒式的施策，直到此時此刻，我依然不改變信念，依然為之搖旗吶喊。
“公益足球”的觀點完全是正確的，因為“公益足球”其本身就應該是職業足球該有的樣子。
只不過，中國的所謂“職業足球”從一開始就缺乏群眾基礎、從1994年所謂的職業化伊始就實質淪為一幫企業私家球隊競相角逐的民企舞臺。
所以，時至今日，反倒讓習慣了被企業統治的足球媒體與球迷接受不了“公益足球”的內核。
事實上，近年來第一個提出“搞公益足球”概念的，并非是陳戌源，而是羅寧，北京國安俱樂部前任董事長。
正如第一個嚴辭控訴金元足球、主張大力限薪的也并非是陳戌源，而同樣是羅寧。
約七八年前，羅總就公開指出：
現在球迷都說球員的薪水高，球員的薪水是怎么上去的？中超聯賽和中國足協一直都有限薪政策，但為什么有些球隊打破了當年的限薪要求后，足協沒有處罰？足協不處罰，別的俱樂部怎么玩？只能跟進，最后大家一起把市場玩壞，現在這個樣子，根本不符合市場規律。
只是，在那個泡沫滿天飛、媒體的嘴巴被鈔票塞滿、球迷的雙眼被巨星迷暈的年代里，聲稱“國安就是買來梅西也沒什么意義”的羅寧，沒有任何正面的輿論形象，直接被南方系媒體扣上了‘吹牛逼’的惡帽。
此番公共畫像，倒是與今日的陳戌源別無二致，對陳主席口誅筆伐的媒體與當年對羅總冷嘲熱諷的筆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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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副陣容。
然而所有反對公益足球的人、甚至動輒言稱“難道用愛發電”、“不讓資本家賺錢，人家憑啥投資”的人，都陷入了一個低級的錯誤怪圈：將“公益”與“賠本賺吆喝”劃上了等號。
試問公益基金難道不賺錢？公益彩票難道不賺錢？但它們依然是公益的。
因為，它們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如公益彩票的宗旨和實際用途：籌集社會福利資金，興辦殘疾人、老年人、孤兒等福利事業和幫助有困難的人——這是中國福利彩票必須堅持的發展方向和公益方向。
足球，同樣如此。這才是陳戌源在接受央視采訪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而不是被斷章取義的媒體和情緒上腦的極端球迷所曲解的“公益=施舍”。
公益如果被解讀為“施舍”、“免費慈善”，那么這既辱沒了公益事業，也有意無意間抬高了那些涉足公益的資本家的形象——這倒確實是資本家們所渴求的輿論方向。
從球員和行業的角度說，嚴重脫離社會的薪資標準以及由此帶動的可預見風險（行業薪資重負導致的巨額欠薪與球隊解散）也必須被顛覆，特別是中國足球在金元時代被腐化的價值觀、球員之于社會丑陋的形象與低劣的地位，都需要得到扭轉。
執掌上海上港時，他就有強調：
我在這里真誠告誡所有球員，足球是高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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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金錢給玷污了，扭曲了。如果以金錢放在第一位，職業生涯不會有前途，一個人真正的脊梁骨是信仰和理想。
執政中國足協時，他又有痛陳：
各級國家隊已經15-20年沒進入世界大賽，我們俱樂部的投入，是J聯賽俱樂部的三倍多，是K聯賽的10倍多，球員薪酬是J聯賽的5.8倍，是K聯賽的11.7倍！我們難道還不覺醒？我們難道良心已死嗎？我們難道還要繼續生存在這樣的足球環境中嗎？
由此，主抓國家隊作風建設的他，會在國足比賽前要求全員進行政治品格教育，不忘初心，心系國家和球迷。
甚至，他還一度取消了國足海外比賽的包機。
根據陳戌源自己的吐露，國內聯賽的限薪令不僅是足協方面的意見，更是諸多俱樂部老板共同向足協諫言而產生的新政，除了務虛的道德再教育，務實而言，老板們本身也急于逃脫過去十年金元時代的重壓。
再從企業的角度來說，早在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小組推出《足改方案》時，中性名、股權多元化就被提出，這么多年早干嘛去了？何故等到五年后卻又指責是新上任的陳戌源“不給民企俱樂部活路”？
三道紅線可不是陳戌源劃下的，動態清零可不是陳戌源命令的，尤其——你恒大、蘇寧、當代、富力、華夏幸福等民營企業經年累月欠下的駭人債務，可不是陳戌源加給你的。
自己把自己玩死了，然后推鍋給中國足協，這很沒品。
風光時要政府（足協）離自己遠一點、少管少插手，落魄時又要政府（足協）救自己快一點、多擔多兜底……
這就是那群資本家們的“職業素養”是嗎？
所以，現在明白為什么陳戌源班子這三年來遲遲不動所謂“職業聯盟”了吧？
不必把職業聯盟當成中國足球的救世主。因為它的作用僅僅是讓中超更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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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超又確實是可以市場化的，僅此而已。
這也正是為何2020年上半年富力集團董事長張力帶頭、伙同一眾民企俱樂部向足協逼宮、加速建立職業聯盟時，包括上港、魯能、泰達等國企俱樂部均沒有參與。
對于球迷階層而言，事實上在中國足壇，球迷與資本的距離遠遠要大于球迷與官僚的距離。
如若資本掌權，這對于赤心誠膽的球迷真的就是好事兒嗎？
金元十年隨著新興巨鱷資本的涌入，資本傷害球迷的事兒還少嗎？
我們看到的是，某些原本此前上座率爆棚的主場，由于資本的插手看臺，而逐年失去戰斗力、甚至諸多Ultras組織被集團強行取締；我們還看到的是，某些球隊球迷之間由于數年恩怨而結下仇恨，但是雙方俱樂部的母司卻全然不顧球迷情感，不僅公然進行球員交易、甚至還在敏感比賽時涉嫌大打默契球……
一直以來，中國足球的一大問題就是文化的缺失，其根源便是急功近利。而文化缺失的首要表現則是對球迷階層的漠視、玩弄。
任何時候，國家性運動的秩序一旦發生動蕩，孤弱無力的球迷和很多中小俱樂部能依靠誰？是依靠吸血不知冷暖的資本，還是依靠黨和政府層面的出手？
過去十年的中國足球已足夠明確：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資本家也只是人格化的資本，它的目的只有一個：收益與增值。
所以，不必鼓吹西方足球可以建立職業聯盟，西方國家的球迷文化已成龐大規模，不論是某些硬性的會員制，還是軟性的球迷經濟貢獻（票房、周邊消費），球迷錢包的重要性都是俱樂部營收絕對的“大頭”。
因而西方足球哪怕再怎么高度資本化（建立聯盟），也依然會尊重球迷（的錢）。
但是中國呢？如人和集團在陜西場場球迷上座三四萬，可是資本真的重視看臺嗎？在貴州有政策有贊助，便馬上南下遠走、并愿意掏錢買外援，分分鐘拿到冠軍（雖然最后也跑路）。
以疫情來說，空場比賽之于西方俱樂部是要命的，但對于大多數中國俱樂部來說，恐怕是無謂，反正球迷票房貢獻寥寥，甚至還能省去一大筆安保費。
這當然是不正常不健康的足球生態，此時還進一步盲目地要求“權力退場、資本掌舵”，我個人很是反感。
建立文化、深耕基層、培育足球人口，這些基礎性工程是仰仗資本，還是仰仗體制呢？
資本統治足球這么多年，結果幾何？香車、美女、豪宅、海灘，近十年逐漸成為了中國國腳的代名詞，當某些資本控制下的媒體開始吹噓“這十年是中國足球的黃金年代”，揚言是“資本拯救了中國足球”，甚至妄稱“是資本將中國球迷重新拉回了球場”。
如果真的是“資本將中國球迷重新拉回了球場”，那我只能說這是莫大的悲哀，因為資本并不能孵化真正的‘球迷’，而只會帶來沖著巨星而湊熱鬧進場的‘觀眾’，待到巨星離去，貌似火熱的球場再度陷入沉寂。
恰似資本的無血緣歸化項目，同樣只能帶來一心為錢的洋人，待到項目結束，這些皮膚五顏六色的貨色對中國和神圣的國家隊戰袍不會有一絲絲的留念，退籍+重回巴西只在一夜之間——關于這個預言我早在2019年就給出過，今天高拉特之流的現實操作也算應了，狠狠打臉了那幫吃狗糧的南方系體育媒體這幾年來對無血緣歸化項目、對恒大品牌部的跪舔。
就此而論，由陳戌源一手提拔、享有國家隊帥位歷史上權限最大的李鐵團隊，對恒大幫的無血緣歸化球員持鄙斥態度，也就很好理解。
想一想2019年夏天高拉特回來的時日，急迫似投胎，就是要卡著“在中國待滿五年”的點、趕上歸化的末班車，以期在2020年春天代表國足參加世預賽。
不得不提的一個點：那年8月新一期足代會召開、陳戌源即將上臺的前一天，即8月21日，“舊勢力”緊急出文了國家隊香河集訓的大名單——強行落定了歸化埃爾克森、出戰馬爾代夫的事實。
這已經說明了一個問題：新上任的陳戌源，同無血緣歸化這一操作是劃清界限的。
眾所周知，陳戌源任上港集團董事長、黨組一把手期間，而他也曾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
上港俱樂部反對無血緣歸化，足球運動不能走捷徑。
在2019年8月22日上臺足協后，他也再次重申：
歸化不會大面積！
更重要的是，一個業內“眾所周知的秘密”：2019賽季初，上港俱樂部是被當時的足協領導列為集訓隊（亦歸化隊），但是被陳戌源拒絕了。
而上港拒絕舊勢力的“代價”或言“補償”，則是被迫送走武磊留洋五大聯賽、接受錘煉、造福國足世預賽……
在武磊這個點上，上港為了國家（也可以說為了捍衛自身價值觀與純潔性），可謂損傷甚巨。
況且，回到歸化球員的實戰層面，世預賽期間，阿蘭、埃爾克森、阿洛伊西奧們在有限時間進了幾個球？武磊、楊旭們又進了多少球？真的無需多言。
就說被寄予厚望的中鋒埃爾克森，客場打馬爾代夫借本土國腳們“懂事禮讓”的點球，如愿破門，并在補時階段打進第5球錦上添花；在菲律賓的熱帶雨林中顆粒無收，那是最需要他攻城拔寨的一役，他卻實實在在拉了胯；在廣州天河打關島，他攻進第7球錦上添花之添花；在蘇州奧體打關島，再次打進第5球，錦上添花之添花之添花……
從現實出發探討，恐怕埃爾克森這筆歸化唯一的作用，就是幫助恒大將2019賽季的聯賽冠軍搶到手。
彼時拒絕歸化的上港無奈用阿瑙托維奇代替他，在2019賽季初送走武磊留洋的基礎上進一步間接毀了衛冕大業（夏窗交易時上港僅落后國安2分、恒大6分，尚有直接對話未打）。
不禁再問：巴西雇傭軍，真的很強嗎？
不禁三問：中國男足的卡塔爾世預賽征途，究竟是是巴西人帶著中國人踢，還是中國人帶著巴西人踢？
所謂“打壓無血緣歸化”，打壓無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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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至縱深處，再行刀鋒語。
所謂針對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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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說是針對前朝權貴分子對中國足球的禍亂。
從2016年10月里皮團隊就任國家隊教練開始，“國足外包恒大”這種史無前例的惡性場景就明晃晃的在中國足壇發生，且在輿論被品牌部控制的當口沒有遭到任何口誅筆伐。
從2016到2019年，是恒大集團也是恒大足球最后的瘋狂，包括里皮的二進宮和卡納瓦羅的“兩肩挑”（恒大再度裹挾國家隊），乃至明目張膽在2019年6月的國家隊比賽日放任一眾恒大國腳炸傷、三天后恒大做客八萬人又奇跡般傷愈（最終客場擊敗上港、當賽季也成功搶下中超第八冠）………
里皮其時的二進宮，離不開恒大與時任足協主席的承諾：大力推進無血緣歸化。這讓里皮團隊看到了打進卡塔爾世界杯的希望。
前文提到，2019年，大規模的無血緣歸化項目被恒大集團正式搬上臺面，且趕在8月下旬足協換屆之前為所有“巴西族中國人”完成注冊手續，使得埃爾克森得以率先在馬爾代夫的客場化身“艾克森”出場…
原本，遵循2012年十八大后“推動促進華人華僑參與建設中國夢”的大政方針，中國體育界、包括足球界的有血緣歸化是得到社會各界認可的（2017年天津全運會體育總局更是批準華僑參賽），像北京國安和上海申花這樣的老牌且帶有國企色彩的俱樂部，作為試點也引進了一些具有中國血統的球員。
但是，凡事一旦由純粹的資本運作，就瞬間產生氣味倒灌……
特別是在2019年8月陳戌源上任之前的足協掌門人的默許和支持下，恒大的無血緣歸化開上快車道，也給陳戌源上臺后造成了棘手的難題（每一份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都是需要時間和成本的）。
2019年，包括里皮父子在內的境外經紀勢力參與的無血緣歸化，瞬時就在所謂“為國養士”的幌子下，摧毀了中國足壇的倫理秩序，如一顆毒瘤插在了中國足球本就脆弱多病的肌體上。
然而破壞秩序者，也必遭反噬和自戕。
2019年下半年開始，不論是金融領域的爆雷還是足球領域的新班子上任，恒大的式微都是矛盾論普遍規律之體現。
事實證明，花費9億人民幣巨資打造的巴西雇傭兵，最終成了壓垮恒大俱樂部自身的最后一根稻草，以致于到2021年年中（礙于違約金）連炒掉卡納瓦羅都怯于提上草案，這哪里是許家印昔日風光無限時財大氣粗的作風。
到2021年下半年，恒大幾近生死存亡關頭時，又通過集團親近媒體的放風、施壓、逼宮，再度就“引援調節費”的問題向中國足協與陳戌源進行輿論宣戰，要求“退還”保利尼奧和塔利斯卡的引援調節費。
按道理而言，這筆已經累積達16億人民幣引援調節費，確實是“名不正言不順”的。
這外援調節費，既因為中國足協身為行政部門卻沒有收費許可證、又因為所謂的“足球發展基金會”受到國家《基金會管理條例》約束而不接受各俱樂部調節費名義上的“募捐”，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戶頭——但這又因為足協自詡為商業社團，便又違背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的財務轉移規定……
所以想要拿回這筆錢，并不算過分的想法。
但問題就在于，首先，這個調節費可不是陳戌源發明的……其次，諸多品牌部御用媒體的矛頭開始指向2019年夏天沒有就阿瑙托維奇繳納引援調節費的上海海港（上港）俱樂部身上，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很低級的輿論操弄手法。
輿論所有矛頭都被帶節奏對準了上港集團不為阿瑙托維奇交那個“1.49億”——然而，不會有人去關注名義上引援調節費的最終去向——中國足球發展基金會——有無貓膩。
引援調節費是無法開具發票的，不開發票會直接導致上港壓根沒法繳納，這倒是其一。
真正有意思的是，這個基金會，2017、2018連續兩年的服務性收入竟然是數字一模一樣的377358490.4元（3.77億）；待到陳戌源上任足協主席的2019年，這項收入就秒變為0了……
難道恒大與足協上任領導（甚至是更高的體育主管部門）帶頭搞起的這個引援調節費項目，是“左手倒右手”？
這我不知道，就先不瞎猜了。
我知道的是，許家印是中國足球發展基金會的理事……
請問所謂的“陳戌源引援調節費爭端”，還是爭端嗎？誰才是真正的爭端？
跋
2019年上半年，陳戌源幾乎以一己之力阻止了上港俱樂部變色、抵擋住了麾下球隊淪為集訓隊（亦歸化隊）的變質危險。盡管付出了貢獻武磊去留洋的“代價”，但至少保住了徐根寶血脈在上海足壇的純粹底色。
半年之后，臨近退休、安度余生的年紀，卻以一個非體育專業人士的歷史新人的身份，伸出雙手接受了組織和時代交予的尚方寶劍，去趟赴中國足協那一汪深不可測的渾水。
這把劍也許可以斬斷一些舊余根枝，但燙不燙手，只有被推上前臺的人自己心里清楚。
2019年8月22日，他說“功成不必在我”，這句真理。
63歲，在政治江湖是恰值壯年的年紀，但對于中國足球、中國體育政治而言，很多普世法則和人文道矩在這里都是失效的。
還記得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許多年前退出足壇時說的那句：
我原以為足球很簡單，不就小小一顆球踢來踢去嘛！哪里知道，這足球里面竟然還蘊藏著如此之多的黑暗！
足代會會后合照中，當選新任主席的陳戌源卻依然不在C位，而體育總局一把手那天的相關表態，同樣讓人脊背生寒。
是一個改變時代洪流的人，還是一枚被安置于洪流之中的重棋，可能只有自己明白，也可能只有到終點時才能領會——比如，2023年2月14日這天。
這三年半，陳戌源的橫空出世、半路崛起，在某種程度、某些層面上確實相當兇狠地在這個棋盤上平衡掉了的一些蠻力，但這也等于是將他自己獻給了歷史。
這條路是不歸路，棋子還是棄子往往不過一夜之間。
他終歸是一個敗者，在歷史中的形象已被人為定格。
到目前為止，我依然不得而知他具體“違紀違法”的犯罪事實是什么，就常理推斷，放棄極其優渥的國企老總的退休待遇，去坐萬人拿著放大鏡矚目、“油水”不及港務國企千分之一的足協主席之位，這讓人難以信服。
由于主辦單位為湖北省方面有關組織，因而我個人認為，陳戌源的問題多半還是李鐵案的延伸，尤其李鐵與卓爾集團（武漢長江足球俱樂部）的薪資糾紛或許為焦點，但我依舊傾向于政治紀律與人事任用層面的錯誤。
陳戌源是否是一個貪欲之人？我不認識他，更談不上深知，但有一個事實依然擺在新聞上：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9月18日，以及2019年9月25日至12月20日，上海市委第五巡視組和第八巡視組曾分別兩次對上港集團黨委進行了巡視，第一次為陳戌源當政時期，第二次他已經離開上港——但兩次巡視結果顯示，陳戌源都沒有任何問題。
在大型資源國企長期擔任一把手，能夠做到46年孑然一身、護工奉企、秉黨敬業；結果一俟進入中國足球的權力中心，僅僅三年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睹陳戌源被查就口水直流地興奮高呼“天亮了”的人，我只能說，既不懂中國足球，也不愛中國足球，他們只是想要一個沒有陳戌源的中國足球。
那里是他們的“天”，陳戌源被打倒，他們的“天”確實重見曙光，哪管中國足球黎明與否。
上一次的反賭掃黑已十三年有余，那是南勇們一生中最漫長的十年。而時光已經走到了21世紀的20年代，不禁怯問：中國足球變好了嗎？中國足球官場的政治生態得到絕對凈化了嗎？中國足球頂層的改革步伐前進下去了嗎？昔日南勇口中“中國足球未來十年也就這樣了”的悲嘆，得到反駁了嗎？
沒有人愿意給出答案，因為所有人都活在一張巨大的網里，有被網住的，有幸運漏網的；有主動投網的，有不幸落網的。
在陰溝里做一挺沖鋒舟，翻船不必驚異，而敗者又何止一人。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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